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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三大新动态

学术论文 2020-06-08 197

 作者:颜悦

  近年,国际音乐教育界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主要存在三个趋势。即,第一,研究主要聚焦于专业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以及音乐教师教育这三大音乐教育教学领域;第二,相关音乐教育的学术研究更趋向于围绕跨学科的交叉点展开;第三,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对实证研究的综合化运用,即在基于量化数据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一步展开质性分析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前期历时五年对国际英语类学术期刊文献跟踪与研究综述的基础,旨在对研究型学术期刊中所涉及近年国际音乐教育研究最新动态,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详例分析与评述。以便广大学者了解国际音乐教育界最新关注焦点、研究状况、研究成果以及所运用研究方法、行文规范等,提供可资借鉴的导读及索引。


  随着我国音乐教育研究学者与国际音乐教育界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无论是代表综合性学术研究平台的国际音乐教育大会(ISME)、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讨会(APSMER),还是各专业领域高水准赛事这类集学术与专业竞赛于一体的文化交流平台,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我国音乐教育者活跃的身影。通过积极参与国际音乐教育学术交流活动,可以为我国音乐教育研究学者提供最有效、直接了解国外同行最新研究焦点的机会,并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合作研究课题的可行性。同时,近年在国内各高校主办的各类音乐教育学术活动和专家课堂上,活跃着诸多国际音乐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分享他们最新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然而,对于我国音乐教育从业人员而言,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到各类国际学术活动、更快理解国外学者学术研究思路与方法可谓当务之急。


  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中的各类研究文献,是了解国际音乐教育领域研究者最新理论与实践成果、拓展国际学术视野最直接且高效的途径,对我国当代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中国际视野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所涉文献资料的获取均检索于Taylor&Francis-Routledge,Sagapub,EBSCO,ProQuest,CambridgeUniversityPress等网络期刊数据库中,对5本在国际音乐教育界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音乐教育及相关学科的期刊《音乐教育研究学报》JournalofResearchinMusicEducation(118篇),《英国音乐教育学报》BritishJournalofMusicEducation(94篇),《国际音乐教育学报》InternationalJournalofMusicEducation(137篇),《音乐心理学》PsychologyofMusic(181篇),《音乐教育研究》MusicEducationResearch(131篇)于5年内所出版发表的共计661篇音乐教育相关学科研究性文献进行分析与整理。其中《英国音乐教育学报》与《音乐教育研究》被国际顶级检索数据库SSCI收录。


  根据前期统计,2010至2014年国际音乐教育类学术期刊中所发表的文献共涉及11个音乐教育相关学术领域,本文选择其中研究关注最高的音乐教师教育、专业音乐教育与学校音乐教育相关研究案例3篇,最新动态中交叉学科——音乐教育社会学研究案例1篇进行详细分析与解读。这其中不仅涉及近年学术研究的热点关键词,例如“教师关注TeacherConcerns”、“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一对一One-to-one”小课教学、“课程评估Assessment”、“身份认同Identity”、“动机Motivation”等,也有相较以往鲜有被提及,但确实是近年国外研究学者开始关注的课题,例如关于跨性别学生的音乐教育等问题①。


  一、形成焦点研究领域


  近年,从开展音乐教学的不同目的划分,国际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专业音乐教育(84篇,13%)、学校音乐教育(70篇,11%)以及在近年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中呈上升趋势的音乐教师教育(56篇,8%)三大音乐教育教学领域②。


  《利用入学评估报告预测在音乐学院课程的最终水平》③:对于音乐专业而言,组织入学考试和面试始终是最常见的选拔学生方式。因此研究者试图对这种甄选过程的长期预测效度进行检


  1.专业音乐教育领域研究


  验。尽管过往诸多研究者已尝试对使用SAT测试、IQ测试、西肖音乐才能测试(SMMT)以及戈登音乐性向(MAP)等测试用于音乐专业入学测试的研究。但是,尚无研究是围绕入学考试对主修器乐成就的预后有效性开展的。虽然本项研究的数据来自于德国的学校,但对于欧洲音乐学院联盟(AEC联盟)不可避免的差异性而言,似乎需要寻求更多具体的共同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学生和学校教职人员的流动性要求能得到大量交流项目支持。虽此观点并非本研究范畴,但其结论同样将适用于欧洲其他国家。音乐家在国际就业市场的状况体现了德国学校的现实,同样,美国等其他欧洲之外的音乐院校也应以培养具有与之类似专业素养的专业音乐人才为目标。


  本项研究目的在于评估学校音乐专业入学考试或面试,对学生在4年学位课程结束时所取得成就的预测效度。该学校为德国巴伐利亚州三所最古老的音乐学院之一,其数据源自德国音乐学校注册时存储的学生记录,以及可直接复制并进行后期分析的入学考试成绩记录。其中包含听力练耳、基本音乐理论、键盘演奏技能与主修器乐演奏面试。除入学考试成绩,还包括获取文凭的结业考试成绩,以及过去中学的学习成绩(学校类型、毕业成绩)等信息。研究者推测听力练耳、基本音乐理论在任何学习阶段都与器乐面试与最终文凭成绩之间存在颇高的相关性;高中学业成绩可预测学术水平而非器乐演奏熟练程度。通过学生档案记录数据,调查高中成绩是否对器乐技能和基本音乐理论在本科音乐学习成就存在影响预后。93份档案数据采集自1991至2004年4年制本科器乐教育专业(19%)和表演专业(81%)的毕业学生。所选数据完整记录了从该名学生入学考试至结业考试。样本中57%为女生,33.35%主修弦乐、26.28%主修管乐、18.19%主修钢琴以及16.17%主修声乐。虽然有些学生同时修学双专业,但在研究中仅计算一次。研究者在此前已对所有分析、分配的变量进行了核查,确保处于正常范畴。虽然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并不复杂,但由于音乐学校的日常实践贯穿始终,其数据的信度和效度仍不能得到完全评估。


  该学校在1991至2004年间以同样的标准录取学生,因此在录取率方面没有大幅变化,而由于教师周转缓慢,因此在此研究中往往入学考试与最终结业考试都由同样的评委进行评分。研究者设置的第一个问题即关于音乐理论、练耳听力和主修器乐在入学考试与最终结业考试之间的关系(见表1)。其中音乐理论与练耳听力之间的相关性为适度高,而与主修器乐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当低。唯一高信度的相关性存在于练耳听力的结业成绩与主修器乐的入学成绩(r=0.22,P<0.05)。此外,主修器乐的入学考试成绩与结业成绩的相关性在样本中显得出奇的相似(r=.31,P<.01)。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音乐理论基础课程之间存在紧密相关性,并符合过往的研究经验;而音乐理论基础与主修乐器之间的微弱相关性也丝毫不令人惊讶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脱离的事实。


  表193个研究样本在练耳听力、音乐理论和主修乐器的入学成绩与结业成绩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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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5,**P<.01.


  与美国的教育体系不同,德国学生高中毕业没有获得SAT成绩,本项研究中也没有提供合理且具有实践性的能力测试。因此研究者采取的措施是,在评估学生高等教育阶段的学术能力前汇总高中结业考试成绩的平均值。在不同器乐方面,钢琴专业学生在练耳听力和音乐理论课程方面的表现比其他专业学生更突出。对于非钢琴专业的学生而言,键盘熟练程度也对其练耳听力和音乐理论课程学习效果产生积极影响。这项研究中最令人费解的分析结果是主修乐器的入学考试与结业考试之间的相关性取决于所修学的乐器:钢琴0.64、声乐0.55、管乐0.24以及弦乐0.05。这其中可能涉及到各器乐专业考试评委的评分标准不同;或因评委对学生入学考试时的表现有印象;又或者因为学生能看到各自的学习等级,专业教师各自有不同的教学方案需要利用评级杠杆调动学生保持对器乐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学生与器乐专业导师之间的密切接触并随着年级提升而更紧密,最终在分数等级上得到宽松待遇在社会上很普遍。这种分数膨胀是目前德国乃至美国大学系统都尚未找到有效的机制来防止它。对于本项目的研究者而言,从已经存在的现实教学实践中获取数据进行分析也为研究带来一定的局限。研究者不可能对已经积累多年的研究过程严格控制其成因。进入大学前已具有良好的学术能力、演奏技能与进入大学专业学习后取得更卓越的成绩相关联,而与学生所修学的主修乐器差异对入学后的学习没有影响。


  本项目研究者建议音乐教育管理者应鼓励更多关于成绩、等级结构关系的研究,从而增加对特定内容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力的理解。例如,将音乐理论与练耳听力对提高钢琴熟练程度的积极影响力与非钢琴主修专业的学生相关联,从而尽可能减少这些领域学生的受挫感与辍学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有可能在入学考试中设计更多能影响日后器乐学习效果的环节?传统的教学管理方法已经造就了当今高水平的高等音乐教育,但在周围不断变化的音乐世界中,对于具有学位授予权的音乐学院和类似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也许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些入学与获取学位的评价机制,以及那些一直以来不容置疑的信条。


  2.学校音乐教育领域研究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音乐教育中的民族认同——“噢,加拿大”我们有多了解你?》④:本项研究旨在测定加拿大中学合唱团的学生唱国歌的技能。参与抽样调查的275名13-18岁中学生,来自加拿大六个城市的12所代表学校。其中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39人、艾伯塔-埃德蒙顿省45人、温尼伯-曼尼托巴省45人、伦敦-安大略省47人、蒙特利尔-魁北克省52人、圣约翰、纽芬兰和拉布拉多47人。其中10、11和12年级参与的人数最多,8、9年级参与者最少,这与中学入学年级差异有关,有的学校7、8年级即开始招收学生,而有的学校则是在9、10年级才开始有学生入学。此外,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选取还考虑到学校办学规模、在校生人数、教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学校性质方面,3所乡村学校、3所郊区学校、3所城市学校、1所教会学校、1所艺术特长学校和1所私立女子学校。研究者选择如此广泛且具有差异性的学校范围,其目的是为了能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加拿大中学合唱团的学生状况。


  研究者让这275名学生分别进入测试房间,使用iTunes播放曲调,并让学生用英语、法语或用两种语言的结合演唱国歌“噢,加拿大”。如果他们不知道歌词的话,鼓励学生可以用“La”跟着唱。示范调定在C大调,给出前三个音及节奏,学生的接唱使用RolandEdirolR-09HRWAVEMP3进行录音,最后生成12张CD的音频数据,每所学校一张。每位学生在完成录音后还需完成一份调查问卷。


  通过对不同省份、歌词和旋律的三层次方差分析(ANOVA)(表2),其结果显示,很少有学生能完美地演唱国歌,图表(P<.0001)表明所有省份学生歌词和旋律之间均有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学生较之旋律更能准确地记住歌词。从对加拿大国歌歌词和旋律熟练程度的百分比(表3)可以看出,67%的学生精通国歌的歌词,而仅有46%的学生熟悉国歌的旋律。


  表2不同省份、歌词和旋律的三层次方差分析(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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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各省份学生对加拿大国歌歌词和旋律熟练程度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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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认为,在此次研究中最令人失望的即是这些抽样调查的学生们都对国歌不了解。从而研究者试图找出可能导致如此不堪结果的原因:其一,与学生在中学唱国歌的频率有关;其二,有四分之三的学校指派任课教师于早期或在小学阶段负责教授国歌;其三,在各类公众活动中国歌被更多的独唱与群体演出所替代;其四,可能与小学音乐教学方式的不一致有关。鉴于此,研究者建议教师应更频繁地协助合唱团团员更精准地演唱国歌,中学应给予学生更多演唱国歌的机会,以及建议在中小学音乐课程设置中更多地关注教授学生用英语与法语演唱两种版本的国歌。研究者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演唱自己国家国歌的水平进行比较研究。


  3.音乐教师教育领域研究


  《审视入职前音乐教师对见习和实习课程的关注》⑤:本项研究目的在于审视职前音乐教师对于傅勒与布朗(Fuller&Bown,1975)的“教师关注模式”(“TeacherConcernsModel”简称“TCM”)的关注度。美国当代教育学者傅勒深信,了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关注的事项,就能掌握该教师的教学实况,即能了解该教师教学的专业发展阶段。基于此信念,经过多年的研究、修正,使教学关注概念化、模式化,称之为“教师关注模式TCM”,基于傅勒1969年ConcernsModel的研究基础,并形成三个教学发展阶段,即(1)自我关注Survival(self)concerns;(2)教学工作关注Teachingsituation(task)concerns;(3)学生影响关注Pupil(student)impactconcerns。


  本研究的目的是审视12位职前音乐教师对于以TCM为基础的教学关注。本项研究基于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在教学见习和实习进程中参与者关注的是什么?关注参与者在见习和实习两个不同状态下有何不同变化?关注参与者如何评价见习和实习课程经历,以及是否与TCM教师关注模式的进程相一致?


  12位研究参与者为来自美国中南部的一所中等规模(约9000人)的州立大学的器乐教学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他们同时参与高年级中学器乐教学法课程。该班级包括7名男生、5名女生,3名非洲裔美籍、1名西班牙以及8名白人学生。他们专业为各类管乐器,在此之前有课堂观察的经历,但都不具备正规的器乐音乐教学带教见习的经历。该课程为每周4天,每天50分钟,其中两天为器乐合奏实验教学,两天为主修专业器乐教学。第一阶段教学于学期的第6周安排在当地的初级中学进行;第二阶段教学于学期的第11周在当地的高级中学进行。此为每一教学阶段之前安排带教见习教学,以帮助学生准备并熟悉该校教学环境。


  研究者的实证文本数据采集使用视频辅助及刺激回忆法对参与者在两阶段见习与实习环节后的访谈。刺激回忆法此前在研究教师的反思思维过程中被广泛使用。采用该方法的优点在于维持了反射领域的特殊性,并尽可能地保持在一个自然背景下允许使用综合方法来得到响应。与自由回忆相比,视频辅助回忆所唤起更多地显著经验性浸没,并引起参与者对细节多于以往2-4倍的回顾。采集数据来自48次访谈超过900分钟的视频记录中得出1019个涵盖TCM三个关注类别的描述编码。此外,参与者对同伴现场教学的直接口述比较语句均由研究者详细记载。


  使用元分类方法的关注编码百分比数在表3中显示。从统计结果百分比数值中可以看出,在四个教学组别中被提及最频繁的始终是对教学工作关注(Taskconcerns)。自我关注(Selfconcerns)是被提及频率第二高关注类别,并且在课程的四个教学环节进程中关注度呈上升趋势。即使百分比数据在第二次教学环节中有所增加和提高,但对学生影响的关注(Selfconcerns)仍然是属于关注度最低的一项,参与者在见习环节的语言描述中对学生影响的关注特别低,仅为2.99%与0.45%。


  表4元分类下关注编码百分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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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PT1=第一次小组见习;FT1=第一次教学实习;PT2=第二次小组见习;FT2=第二次教学实习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在于,所有12名参与者对见习和实习经历做一个比较性描述时,除了一人之外其余所有参与者均表示,独立的教学实习相比有同伴观察见习的教学更容易,并且不会造成紧张感。参与者反映,在他们同伴面前教学更“伤脑筋”,因为他们更害怕在同行小组成员面前犯错误以及被同伴严厉审判。有一名参与者甚至反馈说,当在使用某种课堂教学方法时,同伴会知道他们哪里做错,而中学生却不知道存在错误,这样的压力相对较小。


  在本研究中观察出现的异常值非常重要,这些参与者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于总体趋势的发展步骤。音乐教师教育者通过研究,更需要了解怎样的课程结构、教学内容以及职前教学经验会影响个体学生的不同发展。同时,调查研究也揭示了几所大学所使用见习实验与现场教学实践的课程方法,将有助于为针对现行方法的进一步调查研究描绘出更宽阔的研究视野。


  二、注重跨学科研究


  从近年国际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基础分析,相关音乐教育的学术研究更注重围绕跨学科的视野。将音乐教育学与音乐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点作为理论研究与分析基础。尤其音乐教育与社会学、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已成为近年国际音乐教育跨学科研究最集中的领域。


  在案例《里(Rie)的故事,瑞安(Ryan)的旅程——音乐在一位跨性别学生生活中的地位》⑥一文中,研究者提出“我们谁在教谁?”的设问。对于注重在音乐教学实践中塑造一个更具包容性、快速响应性和多样性的音乐教育工作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对教育的后现代主义批判过后,学术界审议对于性别、性倾向、权力、特权等在教学和学习中的相关问题蓬勃发展。在音乐教育子学科这方面的研究仍在不断地涌现。1994年伊丽莎白·古尔德(ElizabethGould)第一次在她发表于《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期刊中《中年女同性恋》一文中首次揭开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esbian,Gay,Bisexual,andTransgender研究中统称LGBT)存在于音乐教育的面纱。


  研究者的此项个案跟踪研究正是叙述了一名跨性别学生瑞安在美国的初中、高中公立学校学习并参与学校音乐教育受阻的经历。从音乐教育角度谈论LGBT属于近年新兴的话题,其研究记录了一个在学校、家庭与社会三个领域音乐学习进程中充满个人奋斗色彩的角色定位。这其中关键点是取决于学校与相关社会环境有没有准备好面对并接受个体的生理自我、性别、社会表现和性取向差异化的存在。瑞安与研究者在连续的10周中每周三在一间单独僻静的房间聊天访谈,与研究者分享他的相册、学习记录、音乐会节目以及他的整个原创歌曲,并且坦率地谈到他的生理转变以及性取向。同时瑞安还安排研究者与他生活中重要的人物见面并完成访谈。从这些访谈与研究描述中可以发现家庭音乐教育环境对瑞安的成长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


  瑞安出生于一个充满音乐氛围的家庭。其父亲经常创作一些吉他歌曲并参与社区音乐剧演出,母亲是一名受过专业学习的美声唱法演唱者,经常在婚礼或各类聚会派对上演出。瑞安的父母从小带着他参加各类音乐活动,鼓励他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音乐活动,并分别以鼓、单簧管和长笛作为历年圣诞礼物。瑞安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变装,并宣布他是同性恋。虽然他的家人对此均表示支持,但他们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小镇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反响仍是一种比较敌对的状态。瑞安最终被迫离开公立学校教育系统,结束了他参与学校音乐教育性质的乐队与合唱队颇有成就的学校生涯。作为一名在家受教育的学生,瑞安用音乐创作的形式来作为其情感宣泄和自省的一种方式。最终,瑞安在当地的流行音乐界小有成就,而歌曲创作也成为他可以与他人分享自己感受和经验的媒介。瑞安的案例凸显出音乐可以为跨性别学生在寻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表达的生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该案例也展示了当学校音乐教育因种种原因终止时,在家庭音乐教育中家长的参与支持始终伴随孩子的成长过程,重新给予其面对社会的信心和参与音乐实践的机会。案例的研究者并非将瑞安定位于一个典型案例来调查或研究,而是从音乐教育学者的角度出发,旨在提供一个“可供诠释的空间”,通过文字思考瑞安的经历,从中发现家庭音乐环境对瑞安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家庭成为培养其音乐能力重要的温床。


  三、实证研究方法的综合化发展


  1.运用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实证研究仍然是近年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其中,将量化数据分析与后期质性研究相结合的复合型研究方法,在各类音乐教育文献研究中最具说服力。纵观音乐教育领域实证研究案例,其研究过程均符合实证研究一般规律。即:确定研究课题——分析已有相关研究文献——提出研究问题——制定研究理论框架——确定研究对象——设计研究方法——选定研究工具——数据收集——讨论分析数据结果——撰写研究报告——解答研究问题。然而,在实证研究中又将其分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其中量化研究中较多采用调查或心理测量的方式;质化研究则更多采取将观察、描述记录、访谈、数据分析等方式贯穿于研究中。因此,对实证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运用,在国际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中日趋普遍。


  对于实证研究而言,使用适合的分析工具对所获取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对最终研究结果至关重要。研究者根据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可以选择不同的分析法。“Meta-analysis”元分析在量的研究中常用。而在2014年国际期刊研究中有两篇文献使用了“交互性解释现象学分析法(IPA)”,通常运用半结构性访谈与解释现象学分析法对应,研究者以“局内人”的观点来贴近研究对象的个人世界和想法。在此研究过程中涉及两阶段的双重诠释,即研究对象尝试理解他们自己,研究者则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加以进一步的诠释。分析软件SPSS几乎使用于音乐教育类所有实证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使用其中“AnalysisofVariance——ANOVA”进行单因素、双因或多因素方差分析。此外,在一些跟踪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中,研究者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定期做观察和访谈,以记录研究对象各个阶段不同的发展状况,这类研究短则数月,长则几年甚至几十年,研究者同时也将面临在研究过程中因研究对象流失等变故而迫使研究中断的风险。对于此类质的研究,研究者还需使用信度与效度对研究进行评估。其研究结果不同于以往较为常用的经验主义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2.研究关注焦点的深入发展


  “身份认同Identity”一词在近年的国际音乐教育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仅2013、14年度即各有6篇文献内容与“Identity”相关。其中包括“MusicalIdentity(音乐身份认同)”、“CultureIdentity(文化身份认同)”、“NationalIdentity(民族身份认同)”以及“MusicLearningIdentity(音乐学习身份认同)”等。在近年诸多相关“身份认同”的文献研究中,个人对音乐身份的认同最常见。即指个人对其音乐活动经历,结合个人对待在诸如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环境中音乐经验、文化和实践的认同与接受,包含个人所特有的音乐偏好、价值观、技能和知识结构等⑦。对于音乐学习认同的研究也成为国外研究者们比较重要的拓展研究方向。研究者认为,如果一名学生认同自己是音乐家或将成为音乐家,他的学习动机就会与其他学生截然不同,由此他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效果也会随之产生变化。例如在文献《音乐家和教师——就业能力和身份认同》⑧与《审视四名弦乐教师在音乐创作和教学方面的交叉点》⑨中,研究者将关注点聚焦于教师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到底是教师还是音乐创作者或演奏家?其对身份的认同不仅关系到研究对象自身的未来职业发展,更关系到其作为教师身份对学生专业学习的影响;此外,《在治疗环境中运用音乐技术完善身份认同》⑩一文中,研究者将身份认同运用于对参与者的音乐治疗研究领域,这将给予有志于在音乐治疗专业方向进一步探索研究的学者一定的启示。


  在此需要提到一个过往较少被提及的冷僻词“Musicking”,该词主要出现于2014年出版的《音乐教育研究》中,先后有3篇文献在标题中即围绕该词展开。早在1998年音乐学学者克里斯多夫·斯莫尔先生在其专著《Musicking——演绎与聆听的意义》?一书首次创造了“Musicking”这一由“Music与Making”演变而来的现在分词。近年,随着对音乐教育社会学领域研究的增多,在诸多研究文献中可以发现研究者引用了斯莫尔先生对该词做出的定义。在专著中他认为“Musicking”是涵盖个体参与到音乐的所有成分,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其首先认为音乐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一个普通聆听者可以用各种方式分享自己参与音乐的体验,音乐演奏家凭演奏音符来传递,其过程本身是平等的;其次,它又是丰富并且多元的代名词,不仅仅包含对音乐的创作、演奏、聆听、教学、排练、练习、读谱、乐务,还包括各类环境中出现的背景音乐,音乐喷泉、广告音乐、商场或餐厅中起促销作用的伴奏乐,直至所有与音乐相关的一切事态,甚至是在音乐会前检票、清扫音乐厅、张贴音乐会海报等,所有这些都编织成紧密关联的音乐社会活动网,将与音乐相关的每个人都容纳其中。虽然当初斯莫尔先生提出此观点是基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然而现如今更多研究者从与教育学、社会学有着紧密联系的音乐教育学科角度分析该理念对各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同时也带给研究者对音乐艺术教育的综合教育观等不同以往的思考,赋予了“Musicking”一词更多的定义与更深一层的含义,值得音乐教育研究者进一步关注其在音乐教学中的可能给予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综上,纵观2010年以来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状况,音乐治疗、音乐教育实践、学校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心理学和音乐教育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在近年中均有所增加。然而,对于早期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的研究篇目有逐年减少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近两年音乐教育研究者更注重于对心理学、社会学等与音乐教育学、教育学理论等交叉学科的研究。由于专业音乐教育具有个性化、特殊化的特征,研究者对于特定教学对象、特定教学案例的分析与研究也更注重结合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及个体心理因素等,运用各类实证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进行详细分析与推断。


  从近年国际音乐教育文献来源的国家及地区分布状况分析,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仍然是国际音乐教育学术期刊发表文献的主要来源。美国是当今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大国,其研究者几乎均来自于美国不同地区的教育机构。多数人员为综合性大学下属音乐系或学院的教授、副教授、教师及博士学位申请者,乏有专业音乐学院的理论研究者参与其中;英国的研究者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人员为中心,内容相关音乐教育心理学领域居多;澳大利亚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位于昆士兰布里斯班、墨尔本市的五所教育机构。受限于该五本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类学术期刊均为投稿必须是英语的文献,这也造成了文献来源中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这些英语国家文献居多,而另一音乐教育大国德国研究学者文献获得发表的屈指可数,这也是这类国际音乐教育类研究期刊难以避免的尴尬。


  经连续跟踪五年对5本英语类音乐教育学术期刊661篇文献进行综述研究发现,我国学者获发表的研究文献在近三年中较以往有所增加,其中除中国大陆地区外,以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研究居多。但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少,归纳其原因有两点。其一,语言差异固然是其中一项主要因素;其二,在于行文结构与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即便我国学者将已完成的中文文献翻译成英语版,要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仍存在障碍。正如前文所述,实证研究在当前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研究中占据主要位置。其行文结构也已成为各学术期刊接受投稿的基本要求,而此类相对固化、模块化的行文结构与我国诸多学术期刊文献的文章存在诸多差异。诸如,最常见于国际英语类音乐教育学术期刊的文献结构可以归纳为,全文英文字数约6000-8000字;摘要(Abstract)约200-300字;关键词(Keywords)4-6个;引言(Introduction)占篇幅8%-10%;文献背景综述(LiteratureReview/Background)占篇幅20%;研究方法叙述(Researchmethods)占篇幅20%-30%;研究结果(Results/Findings)占篇幅20%-30%;讨论(Discussion)占篇幅15%;总结(Conclusion/Implications)占篇幅5%-8%;参考文献(References)。其中文献背景综述与研究方法叙述占全文接近50%篇幅,可见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各学术期刊编委们,极其注重对研究选题的前期探索以及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运用。笔者在此仅做一些简单的归纳,旨在为我国音乐教育界研究学者提供一些参考,彼此了解是展开平等对话的基础,在开展研究时能更清晰地规划理论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有效教育背景下的中学化学教育研究
新时代教育理论创新的动因与路向探究